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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2011年3月10日15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中新網記者 楊磊 攝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與工程師或者經濟學家從政不同，法律人從政帶來最大的期待是，他們能否“改善對正義的管理”
　　10月底，隨著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調任中共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專職副主任(副部長級)，“法律人從政”再次成為公眾熱點。
　　備受關註的還包括徐顯明的個人履歷，在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期間，徐顯明以教育改革著稱，而2005年參加世界法律大會時，徐顯明還提出，和諧權是超越前三代人權(自由權、生存權、發展權)的第四種人權。徐目前仍然兼任中國法理學研究會會長。
　　法律人從政並非始自今日，與工程師或者經濟學家治國不同，法律人從政帶來最大的期待是，他們能否“改善對正義的管理”。
　　這也正是作為法學家與法律教育工作者的徐顯明提出的命題。早在2008年，徐顯明還在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時就提出，高水平的法學院應當同時擔負五大使命，包括“改善對正義的管理”，以及“培養治國理政和從事法律職業的傑出人才”。
　　五年之後，徐顯明自己也走上“治國理政”之路。
　　徐氏風格
　　公開資料顯示，徐顯明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法律系，直至碩士畢業任教山東大學法律系。此後，徐曾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於武漢大學法學院，師從資深法學家李龍，與周本順師出同門。作為當代中國最早探索人權問題的法學學者之一，李龍被認為是對人權問題進行憲法學和法理學研究的先驅。
　　早在1994年，徐顯明撰寫的《生存權論》獲全國首屆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現改稱“胡繩獎”)一等獎。此後又以推動人權入憲最引人關註，2004年修憲前夕，徐顯明帶領課題組，呼籲“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此後憲法正式寫入此條。
　　時值中共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2005年，在參加世界法律大會時徐顯明提出和諧權，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作為個體的人身與人心的和諧及人的權利與公共權力的和諧四重要素。並將此稱之為超越前三代人權(自由權、生存權、發展權)的第四種人權。
　　觀察人士認為，這頗有為政治方針論證之嫌，但恰恰也是典型的徐氏風格，作為法學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並不迴避與政治的緊密關聯。
　　2001年開始，徐顯明先後擔任中國政法大學(以下簡稱“法大”)和山東大學校長，亦留下顯著的徐氏印記。
　　就職典禮上，徐顯明提出使法大成為一個不同於“舊法大”，有“多科性、研究性、開放性和特色性”四大特征的“新法大”。
　　2006年3月，徐顯明通過媒體向全國宣佈：從該年開始，該校將對招生制度實行重大改革，本科招生首次按照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口數比例來確定招生人數。
　　明眼人都看出來，這是挑戰法大所在地北京本身的特權，北京常占據著各校很大一部分招生名額。徐顯明也不避諱，“中國政法大學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學，而是全中國的政法大學”，“絕不犧牲教育公平”。
　　但徐顯明也並非事事如願。入主法大後，徐顯明便開始籌建新校區，富於理想的他甚至為新校區設計了藍圖：學校大門會被命名為正義之門；打開正義之門，踏入的將是憲政大道；通向的主建築將是法學聖殿；校園內將有幾個大的特色廣場，可以命名為自由廣場、民主廣場、人權廣場；憲政大道的兩側，分別是中國法律數據中心和中國法律博物館……
　　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理想一直未能如願，時至今日，法大學院路、昌平兩大校區總面積也只有610畝，甚至不如一些大的高中校園。
　　法律人從政熱
　　2013年年初，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專業畢業的吉林升任北京市政協主席，進入正部級序列；4月，曾有法科學習經歷的原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調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而接替周本順職務的汪永清更是擁有學士到博士完整的法律學歷；6月，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畢業的陳斯喜轉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
　　隨著徐顯明履新，有評論認為，這意味新一輪法律人從政的開始。
　　此前一輪開始於2004年，當年5月，從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夏勇任職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年後出任國家保密局局長；同一時間，夏勇的同事信春鷹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稍晚的時候，周強出任湖南省省長，從那時起，關於法律人從政的現象越來越受到關註。
　　已故法學家蔡定劍教授在2007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政府的職能就是圍繞管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社會糾紛，我想管理政府是一門科學，這門科學是由現代的法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和社會學等學科組成的綜合性學科。”
　　“西方國家治國的人主要是這些領域的人，經濟學家很少治國，經濟學家最多是作為治國的榜首，擔當治國的參謀而已。現在應該是法律人治國的時代。”蔡定劍說。
　　在蔡定劍看來，“儘管現在還不是法律人治國，但十年、二十年後一定會到來。”
　　此後一段時間，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石泰峰出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後又升任江蘇省委副書記，袁曙宏、甘藏春出任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他們中一個共同的特點便是，本科期間便就讀法律專業，屬於通常所說的“法律科班”出身。
　　爭議“法律人治國”
　　早在法律人從政之初，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卓澤淵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出，在政府官員選拔中，特別是專業性較強的政府部門，一些職位應由法律專業人士或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士擔任。
　　卓澤淵說：“應時而論，在我國，法律專家和法律專業人士進入法律機關應該是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法學專業、法律專業人士進入行政管理部門等非嚴格意義的法律機關，從某種角度上說，也是依法治國的良好開端。”
　　但時至今日，也有學者提出來，法律人從政並沒有帶來特殊的優勢。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程金華通過對經合組織國家當政者中法律人與非法律人在政局穩定性、經濟發展等指標上的定量分析與統計，其得出的結論是：沒有數據和跡象能夠表明法律人當政的政績比非法律人更出色。程金華認為，應謹慎對法律人從政作“高大全”的評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認為，“法律人從政現在來看，並不能認為是法律知識背景的勝利，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攻讀了其他學位，從政的能力也多是從職業經歷中積累而來。”
　　究其根本原因，強世功認為目前的法律教育並不能滿足培養政治精英的需求。強世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法學院學生，他全部的本科學習是以訴訟為目的，用流行的話說，是在為權利而鬥爭。但是，進了政府機關後會發現剛好相反，需要怎麼把社會利益協調起來。這批本來自認為很優秀的法學院畢業生突然發現自己最不具備的就是做公務員的知識，比如如何處理社會問題，怎麼處理輿論，怎麼應對老百姓，怎麼發展經濟。”
　　在強世功看來，要真正實現培養政治精英的目標，“法律教育要逐漸回到政法傳統，培養對政治文化的理解，不是單純的法律教育，還需要懂經濟、社會、行政管理的知識。”(記者 申欣旺)　　（原標題：山大校長履新中央政法委 “法律人從政”再引熱議）